第九章

王大进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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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21]

    邓一群要求入党。

    姜副处长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邓一群知道,姜副处长所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因为他欠了自己的一份人情。一年前,邓一群出事了。一次机械厅派员去北京和德国一家公司商谈关于在陵州开展经济合作的事项,身在北京的处长周永胜让三科准备四份相关的材料,邓一群向当时在家的姜副处长做了汇报。姜副处长认为一些环节可以省略,于是另外准备了三份材料。其中一份材料的中、英、德三国文字翻译,田小悦与她的另几个同学翻译完毕后,让邓一群再看一遍,但姜副处长却催着让他赶紧送京,不再推敲。邓一群乘了夜班十一点多的火车,把材料送到北京后,周永胜看到只有三份材料,当时就大为不满,一把就把文件摔在了地上,破口大骂,把邓一群训得头都抬不起来,让他当天赶回陵州。

    和德国的合作后来告吹了。最后查明告吹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份翻译,其中德文的一个关键词翻译把意思完全弄错了。厅长周润南非常生气,一桩四千多万的买卖就这样落空了,不能不让他气愤。机关里那一阵风声很紧,说一定要追究责任,可能要给予邓一群处分。邓一群感觉自己是冤枉的。事实上,邓一群只负责整理收集和传送材料,而文字上的操作则完全是田小悦和姜副处长的事。但他如果路上认真看一遍翻译文稿呢?

    周永胜回来后停了邓一群手里的工作。邓一群那一阵就非常地惶恐。真的,机关里一直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一些机关干部纪律散漫,更有一些人背地里向省委、纪委打周润南的小报告,周润南一直想借机整一整身上长刺的人,却一直也没有找到机会。这次机会来了!他要来一次杀鸡儆猴。机关里的另一些人看得明白:周润南肯定无意于搞邓一群,但逢着这样的契机,牺牲一个毫无背景的小人物,是非常必要的。姜和田都不好处理,只有邓一群最合适。要处理,就决不会轻。

    邓一群没有经历过什么大事,而这一次可算是天塌下来的了不得的大事了。几千万的损失,他真是越想越害怕。他们会干什么?会开除他吗?如果在他的档案里有一份处分,那么他短期的前程就完了。想到进机关的那些青年,谁也没有像他一样地倒霉。深夜的时候,邓一群睡不着,好几个晚上,甚至彻夜失眠。姜副处长找过邓一群谈话,让他不要紧张。其实邓一群心里清楚,姜副处长的意思是让他从头到尾一个人扛着。

    他只有一个人扛着,他不扛,还有谁来承担这份责任呢?

    人在倒霉的时候,更容易想起悲伤的事情。邓一群由自己又想到老家里的事,想到大哥邓一彬被村长的那顿痛打而又申冤无门,进一步哀叹自己的不幸。他想:如果我有背景,像田小悦,就不会被处分;如果我是一个小头目,一个副处长之流,也决不会成为这次事件的牺牲品。

    厅里召开了厅长办公会。

    一个多月过去了,邓一群没有被处分。慢慢地就有消息传了出来,会上,周润南厅长开宗明义,要大家发表看法。一句话,处分还是不处分,而如果处分,应该把握在什么程度上。几个副厅长随口附和,都认为应该处理邓一群。但刘志新副厅长却反对这样做,说对邓一群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做一次严肃的批评,但处分就算了。而且,他认为责任不应该由邓一群一人来承担。

    邓一群在内心对刘副厅长感激不尽。

    通过这件事,邓一群更加认识到自己一定要努力,当上一个领导,处境就能改善。世界上永远只存在两种人:性别上,是男人和女人;权力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当一个被领导者,永远都处于一种弱势。

    他要改变自己处于弱势的位置。

    与小倪相比,他虽然迟了一步,但毕竟还是向前走了一大步。在大学里的时候,邓一群竟然就没有想到要入党。当时,学校的党组织是想过发展他的,好几次催他写申请,但他却一直也没有上心。与社会上相比,在学校里入党是比较容易的。到了机关的这几年,他深深地感到成为一个党员是多么的重要。然而,这时的醒悟已经显得有些迟了。

    机关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入党非常困难,有时一年也发展不了三两个党员。表面上看那是党员们对新进来的同志要求严格,事实上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谁都知道,入党是提拔的必要条件。一般而言,你要是在单位里表现一般,别人看不出你有做官的野心,对同事们威胁较小的,那么你入党倒容易一些,若是你平时的野心让人看穿,那么你入党必然是千难万难。给青年人设置障碍的,往往就是那些有一些年纪而始终没有得到提拔,牢骚满腹、意志消沉的“同志”

    邓一群年轻,还没有成为那样的“同志”他要努力趁早解决自己,免得将来陷入那个“同志”的泥淖。

    像所有第一次写入党申请书的年轻人一样,邓一群根本不会写。有经验的老同志就让从党章中抄。邓一群一边抄,一边感到自己内心的严重虚假。一张纸上,写的尽是空洞而苍白的文字。为什么要入党?很明显,入党就是为做官做准备。入党是做官的前提。在机关里,你不争取入党就会被视为政治上不求进步的表现。所以,写一份入党申请书都是必须的。写它的本身,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存手段。

    周处长退休了,退得非常地不情愿,据说他在组织上找了他谈话之后,还发了火,无非是为自己摆功,然后睡在家整整两天没有出门。权力就要从他的手里失去了,这多么让他痛心啊!邓一群想:事实上他有什么功劳呢?他对他个人或家庭是有功的,而对单位、国家,有的只是损失,贪污腐败,他都沾了。

    在由干部处、老干部处和他们计划处联合举行的欢送会上,邓一群第一次注意到在老周身上表现出来的颓败,他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他坐在那里,像一只发了瘟病的家鸡,脸色像猪肝一样地发紫。头上的白发也一下显得那么地刺目。他就要离开处长那个宝座了。在机关处级干部的交椅里,计划处处长的位置算是少数几个最吸引人的位置之一。偌大一个机关和下面几十个下属单位的财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因此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有无数的人要求他,要孝敬他。他可以不动声色地接受很多好处,这十几二十年的处长做下来,也不知比别人多享受了多少膏脂。他肥得都快流油了。在这个会议上,处里的同事再一次说了很多言不由衷的假话。邓一群知道在处里,有好几位对老周有意见,甚至是很尖锐的,这时候都开始说老周怎么怎么好,对工作,对同事,让大家很是信服。厅里两位副厅长出席了欢送会,对周头的工作做了很多肯定,那种评价让邓一群想到,很像是追悼会上的悼词。

    邓一群也说了周头好多好话。事实上他对周头的退休,内心里真是痛快极了。不仅是因为周那次对他过火的行为,即使平时的一些做法,也让邓一群觉得他做官的虚伪:一面是装出来的严肃正经,一面却又是真实的肮脏自私;一方面表现出对下属是马列主义,无限上纲,一方面对自己实行自由主义,背着处里的其他同事大肆接受下属单位送来的好处,甚至和处里的妇女调情。邓一群注意到,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处里的那个罗正英明显疏远了与周永胜的关系。这也说明了一点,权力比周永胜的身体更有用,没有了权力,周永胜的身体也就不复存在。或者说,没有了权力,周永胜的身体也就形同虚设。对于四十来岁的妇女罗正英,需要处长的权力远胜于需要处长的身体。

    周头是在一种不名誉的情况下退休的,谁也想不到周永胜会在那样的年龄犯那样时髦的错误。邓一群从那次看到周头在办公室里拉罗正英的手开始,就知道他迟早要出事,但他没有意识到事情会得到公开。邓一群以为处里除了他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事实上他一点也不知道,在这之前,除了他没有看出周永胜对罗正英有意思,其他人都知道。周头经常有意无意地到罗正英那个科里去串门,罗正英也会时不时到他那个办公室里去。

    谁也不知道周头写给罗正英的那封情书是怎么贴到机关传达室的大门口去的。这一事件立即成为机关里的头号新闻。事后机关里有消息说,捅出这件事的不是别人,而是一向在表面上对他还不错的姜副处长。

    那么周头的情书是怎么落到姜副处长的手上去的呢?这是一个谜,谁也解不开的谜。而姜处为什么要这样做,一部分人猜测是他凯觎周永胜的那个处长位置,但分析起来又不完全像,因为在他之前还排着一位副处长。如果事情果真是他干的,也许真实的目的,只有他本人知道。

    罗正英在出了这件事后表现得疯疯癫癫的,她找到了机关党委,找人事处,申明自己和周永胜并没有关系。对于周永胜写给她的情书,她一点也不知情。那些人听了,只是看着她,说了一些原则上的话,让她感到委屈得很。她很希望组织上能出面为她正名,但组织上却表现得冷若冰霜。组织的眼睛是雪亮的,绝不相信她是清白的。谁都相信,他们早已有了苟且关系。看来,机关里的情人关系,非常靠不住。维系他们关系的基础并不是感情,而是利益,一旦利益消失,关系也就了结。

    这件事给邓一群上了生动的一课,明白机关是一个多么险恶的地方。应该说机关对这件事处理得还很客气,主动把这件事给压了。罗正英在叫屈了半个月后,发现组织上根本不能为她正名,于是她就向干部处、纪委反映周永胜过去多次向她表白“他那畜牲样的动机(原话如此)”她是一个受害者。她要求组织上对周永胜有个处理决定,这时干部处才出面做罗正英的工作。她这样的要求几乎是可笑的,虽然他们这件事影响很坏,但这件事与周永胜的其他腐败行为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也许在干部人事部门,表扬一个人是容易的,处理一个人却并不容易,因为在所有的机关干部中,周并不是做得最出格的一个。再说他这么多年下来,有着自己的关系网,这些人不知不觉中都会保护他。保护他,事实上也就保护了自己。

    周永胜的退休并没有让处长人选在本处产生。计划处有相当一段时间处于一种真空状态。两个月后,机关安排了审计处的一位处长来到计划处主持工作。审计处的一位副处长自然升迁到处长的位置上。

    就在新处长到来的前夕,姜副处长找邓一群谈心,说要发展他入党,并且乐意成为他的入党介绍人。邓一群清楚这个机会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姜的想法,他也能够理解。用姜的说法,就是邓一群真的已经具备一个年轻党员的条件了。

    入了党,今后的路对他来说就不一样了。邓一群十分明白这一点。

    在处里,邓一群的位置在一天一天地起变化。通过那件事,大家感觉他变得更加成熟了。从时间上来说,他也已经成了一个老资格的副科级干部(虽然事实上他的年龄并不老)。

    处里又来了几位新人手,三科也来了一位,是个年轻姑娘,姓谈,叫谈琴。谈琴很年轻,是从一家财会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分配来的。邓一群很快就知道,事实上她也有背景,他的父亲是国营(经济学家改叫“国有”“国营”和“国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事实上邓一群仅仅发现理论阐述上的确有了变化,而实质性的变化却没有)绿洲重型机械厂的党委书记。绿洲重型机械厂是全省著名的大企业,过去厅里好几任正副厅长都是那里过来的,甚至还出过一位副省长。

    谈琴新到机关,所以她称邓一群为“邓科长”叫得邓一群多少有点不自在,但另一方面心里却很受用。从位置上来说,他真正不再是个新兵了。不能小看这一点,在机关里,这就是很重要的资格。他想起农村里有一种传说:鬼要投胎做人时,他必须要拉一个垫背的进来,否则就永远也不能还生。有了谈琴,他就有了超度的希望。

    邓一群对谈琴的印象很好,她很随和,而且相当谦让。她那种随意和田小悦又有些不同,更像是发自内心的。与田小悦相比,谈琴没有她那么洋气,比较本色。

    对田小悦的那次失约,邓一群在内心里一直不能忘怀,但他却表现得相当成熟,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能在第二天见到她后会表现得那么坦然。第二天上班的时候,田小悦小声对他说:“小邓,真的不好意思噢。”邓一群笑一笑,也小声说:“没什么。”她的脸好像红了一下,说:“我回家吃完晚饭还特地收拾打扮了一下,我妈还问我干什么,我说是和我的一个同事看电影。我妈说那你还磨蹭什么,还不赶紧。正当我刚要出门,结果我的一个同学到了我家。结果一坐就是好长时间,我又不好明说。真的,抱歉得很。”

    邓一群看着她那样子,说:“噢,没关系的,我看你没来就知道你一定有事。我的想法不过是一个人看电影挺无聊。巧得很哪,就在我站在门口等你的时候,碰到我过去的一个校友,我们就一起看了。”他没有说那个校友是男性还是女性。他想他这样说是聪明的。“昨晚那部电影很好看,是奥斯卡获奖片,一共有五项提名。画面做得非常美,精致。”田小悦说:“小邓,要不什么时候我请你吧。”邓一群说:“不,还是我请你吧。”田小悦也就笑着没再说什么。

    邓一群当然没有再在短时间里请她,他在心里琢磨着她那样说是否真实。如果她后来对他能表现出点热乎,那么她无疑是诚的,反之则不是。后来,邓一群发现她并没有对他表现出什么特别的暗示,于是他也就装成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

    上班的日子又像水一样平静。

    当然,这种平静也只是表面上的。

    邓一群知道,越是这样平静,就越是要把工作做好,不能出一点差错。新领导来了,他必须重新树立好过去的形象,甚至比过去还要好。

    [22]

    邓一群后来再见到葛素芹,完全是一次意外。

    他事先没有想到这样的再见,对他有什么实在的意义。那次绿洲重型机械厂计划科的人来计划处办事,他们需要到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去签批文,老朱就让邓一群领他们去。计经委在省政府的大院里面,现在的邓一群再到省政府已经毫无当年的畏缩了。对那门口的士兵甚至可以做到非常轻视。去的次数多了,士兵对他可能也有点面熟,一般都不再盘查。径直到那个部门,说明情况。对那个口子上的人,邓一群已经很熟悉了,拍拍打打,嘻嘻哈哈,都是政府里的平级单位,少不了来往,所以到了那里没有费什么周折就成了。办完事情,时间已经到了中午,那个姓秦的科长就要请邓一群吃饭。邓一群推让了一下,见秦科长是一副很认真真诚的样子,就答应了。吃顿饭的确也没有什么。对于秦科长来说,他也需要吃饭。为集体办事吃一顿饭简直是小儿科嘛!邓一群已经习惯了。

    “到上海路去吧,那里有家叫‘野百合’的,听说挺不错的。”邓一群于是就这样提议说。事实上他一点也不知道那里会是个什么样子,他只是突然想到要去看看葛素芹。

    阳光很好,路上到处都是车流。他们坐上一辆出租就直奔上海路而去。两边都是林立的楼群和广告牌。陵州这几年在悄悄地变化,商业味越来越浓。特别是晚上,到处都是霓虹灯的灯箱在闪烁。一些年轻的女子,浓妆艳抹出现在舞厅、咖啡馆和各种夜总会里。邓一群听说她们暗里从事一种活动,只是他不敢相信,陵州怎么也变成了香港那边的模样。那些女子是那么漂亮,做那种事真是太可惜了。邓一群心里这样想。

    葛素芹见到邓一群当然感到特别的意外,她就像是见到了她的老乡一样。邓一群向老秦他们介绍,说:“这是我的表妹。”老秦笑笑,说:“这不是你唯一的表妹吧?”邓一群也笑了,说:“在陵州的,就这一个。”葛素芹在边上听了,脸上就飞起了一片红,她心里甜得很。

    “野百合”是个不大的餐厅,不过装修得很有点美国电影里出现的那种餐厅的风格。一看就知道是个刀子磨得锋利的地方。不过到了就不能退缩,再说反正也不是私人掏腰包。那个秦科长居然也表现得很沉着,想必这样的请客在他也是无数次了。一个那么大的国有企业,所有的钱财都归他看管,所以请客这样的小钱,他自然不会觉得有多么的心痛。他们从容地坐下来,点了整整一桌菜,而他们一共只有四个人。除了邓一群,秦科长还带了两个下属,一个叫小钱,一个是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将,秦科长叫她赵娟。邓一群一眼就看出这个女人不同寻常,事后证明他的眼力是准的。言谈之中,这个赵娟对厅长周润南非常熟悉。至于是一种什么关系,怎样的熟悉,邓一群无从猜测。她不是个非常扎眼的女人,但身上有种说不出来的风韵。在酒桌上,她频频地向邓一群敬酒。邓一群就有点招架不住了。她巧言令色,简直由不得你不喝。邓一群心里甚至有了点多情的想法。

    邓一群想看看那个叫贡芳的,但葛素芹却说她不在,是上另一个班。邓一群也就装成只是随便问的样子。但葛素芹却是欢欣的,她的服务可能很少那么卖力过。邓一群将她比作表妹让她感到一种由衷的自豪和兴奋。邓一群被秦科长他们几个尤其是被赵娟灌得迷糊了起来,最后他已经记不得自己是如何回到单位去的。邓一群自从分配到计划处,他已经记不清他喝过多少场面上的酒了。一方面是下面的下属单位到省城陵州办事,会主动请他们吃,另一方面他们处里下去检查指导工作,那更是一天两顿酒,喝得他们每个人都有点怕。

    邓一群原来喝酒也就是一两的量,但自从到了机关后,却不得不学会喝酒,用前任处长周永胜的话说“喝酒也是工作”不能喝酒,在很多场面上就行不通,于是他就只有放开喝。如今,的确也是久经了“酒精考验”醉过几场后,邓一群感觉自己的酒量大增。慢慢地,他喝酒的美名不仅在处里有了名气,甚至在整个机关也都有了名气。有次他有幸陪两位副厅长吃饭,连程副厅长也笑着问他,说,小邓啊,听说你是一斤的酒量啊。邓一群不好意思地笑笑,赶紧说:“哪里哪里啊,没有的事。”程副厅长笑着,说:“能喝是好事啊!能喝也是本事。有时候工作就需要喝酒,不会喝酒不行。”

    那天邓一群回到处里,老朱看他满嘴酒气,一脸通红,就问:“小邓,是不是多了?”邓一群费力地睁开迷离的眼睛,控制不住地放声大笑起来,说:“他妈的,我们老秦让他手下的那个女将把我整趴下啦。”田小悦笑起来,说:“以你的酒量也不至于这样啊。”随后跟进来的老秦笑起来,说:“我们邓科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主要他今天是遇着他的一个表妹了。”科长朱贵今说:“他有什么表妹啊?”老秦说:“刚认的呀。”邓一群瘫在沙发上说:“胡说啊。”科长老朱说:“你要不行就先回吧。”老秦也觉得邓一群喝多了,就说:“我们有车,送你回去休息吧。”

    邓一群谢绝了,他伏在桌上假寐了一会,然后到卫生间就全吐了。

    吐了之后的邓一群又回到了班上。他想自己不该这样醉酒,醉酒就会失态,而在机关里因醉酒失态总是不好的。朦胧的醉态中,他想起了葛素芹。

    今天的葛素芹见到的邓一群和她过去在虞秘书长家见到的邓一群完全不同。今天的邓一群是一个已经能站起来自己独立行走的男青年。但是,邓一群心里有一种疑惑,他觉得葛素芹可能知道他过去在虞秘书长家的那件耻辱,只是她为了照顾他的面子而不说罢了。想到当时的那一跪,今天的邓一群不由得脸上发烧。

    她看到我,一定在心里笑我了。他想。她敢笑我,她算得了什么?他在心里问。她什么也不算,她只是一个农村丫头。她没有权利讥笑我。但是,她在心里讥笑我,我有什么办法?她比我差多了,但是,她在这过程里没有失掉自己的尊严。她居然敢炒了邓阿姨家的鱿鱼。她是有骨气的。她和邓阿姨相处不来,宁愿回到乡下去,宁愿在城里另找一份事情做。而我呢?我不敢!他想。

    但是,她再有骨气又能怎么样?她毕竟只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村丫头。没有工作,没有城市户口。如果她不回到农村,她在城里就永远只能打工——一个卑微的打工妹。她要嫁人,也永远只能找一个同样在农村的男青年,结婚后过着贫穷的日子。而他,是个城里的青年干部。是的,他想,她没有权利在内心里讥笑他,她不懂他的苦处。他再没有骨气,也比她优越。

    我能睡了她。邓一群在心里想。我要是睡了她,她还敢在心里讥笑我吗?她不敢。女人一旦被男人用性奴役了,就永久地失去了胜者的权利。他想。

    在恍惚中,邓一群把自己认识的所有女性都在心里排了一遍,发现自己只有和县里的那个旅馆服务员发生过一次性关系,那次性关系发生得那样容易,让他自己事后想想都觉得过于简单。

    是啊,它发生得太容易了。而且,林湄湄是个有未婚夫的人,称得上是“女人”的人,相反,他可是童男子。他的身子献给了林湄湄。是林湄湄占了他的便宜。女人,她们是个谜团,各色各样的都有。一种就是像林湄湄那样的,欺骗了她的正准备结婚的丈夫同他睡觉。尽管她当时在暑假时从那个遥远的小县城跑到省城陵州,来到空旷的南方大学的校园里,让他第一次品尝感受到女人的滋味,内心生出不少感动,他在当时甚至说出“我爱你”这样的话来,但事情过后,冷静下来,他并不感激她。她到陵州来,并不是专门为了来同他睡觉。她只是顺便来同他睡了。对她而言,是生命过程里的一种收获。另一种就是像田小悦那样的,假正经,他想。年纪轻轻,她对他也装起正经来了。平时她有那么多男同学打电话给她,她说话的时候可是嗲得很。她内心里肯定也是风流的——她向他借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她表面上对他相当不错,但他那次同她约会,她居然敢戏弄他。这样的女人,他在内心里是不能原谅的。

    田小悦上次的失约,改变了她过去在他心里留下的良好的形象。她那么世故,世故中还透着城市年轻女性的狡猾。她婉拒他对她的“爱”的暗示也好,即使她同意和他约会,将来她也不会臣服他。以她的那种交际,她恐怕也早就不是处女了。

    也许,自己追求谈琴更合适一些。他想。

    [23]

    中国在长期的封闭后,突然发现打开国门是多么地重要。然而随着国门的打开,却产生了不少问题。那种种问题都是事先没有想到的。人们一下子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百姓的生活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日子越来越好过了,但社会的天平却发生了倾斜。贫富悬殊加大了。有权有势的一部分人开始大捞特捞。对官商与腐败痛恨的民意越来越强烈。

    邓一群听了看了,在心里也沉重了很多,也气愤了很多。处里的一些人也议论,议论本省的一些情况——都是小道消息。省委书记的儿子怎么怎么,省长的儿子怎么怎么,某某又是怎么怎么。

    机关还是那个样子,每天照常上班,在班上除了正常的工作,剩下的时间就用来喝茶、闲聊与发牢骚。处长们也这样,厅长们有时关上门在小圈子里也这样。在邓一群的眼里,他们就已经是受益者了,他们之所以发牢骚,只是因为他们与传闻里的那些纨绔子弟相比,从改革里得到的好处不足九牛一毛罢了。

    人们对厅长周润南的议论并不少,他现在越来越肥了,精力也越来越旺盛。人们看到他整天忙,忙开会,忙吃饭喝酒应酬。只要不出差,他差不多就把楼下宾馆的某个房间当成了家。宾馆六楼有他一个固定的套房,据说一天要一千多。当然这个宾馆是自家开的,也就不必收钱。人们看惯了也说不出什么来,领导工作忙么。领导就是有这样的好处,由不得邓一群不心生羡慕。

    周厅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据说宾馆里有好几个小姐是他的小姘,可是这种事情谁敢说呢?都是查无实据的东西。宾馆的经理是周润南的心腹,他自然会帮他遮掩得严严实实。邓一群见过宾馆下面一个潮州菜馆的领班,二十多岁,风情万种,非常地性感,据说就是李厅长的小情人。真是艳福不浅啊!那女人的身材真的像魔鬼一样地吸引着你,国色天香。邓一群在心里理解了为什么有些男人会说:要是睡她一回死也是值得的。碰到这样的女人,你真的会去这样想。

    “早晨围着(汽车)轮子转,中午围着(酒)杯子转,晚上围着(女人)裙子转。”生动极了。

    只要是有点背景的人,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一些好处,邓一群想。邓一群在机关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副科级干部,所以,改革的好处,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得到。田小悦的父亲事实上也是个当权者,所以田小悦在生活里也是受益人。

    自从经过了那件失约事件后,邓一群在心里就对田小悦有了一种成见,但他却从不在表面上泄露出来。他已经越来越有城府了。对一切,他心里有数得很。他也意识到,正是他这种含蓄,使她正努力同他改善关系。她已经意识到他同她拉开了距离。

    田小悦过去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同他几乎是无话不谈的,谈人生,谈机关里复杂的人事,谈婚姻爱情,甚至还偶尔交流一下对“性”的态度和看法。也就是从她坦诚地对“性”的态度里,邓一群知道事实上她是比较开放的。因而,邓一群也就产生了追求她的念头。

    邓一群后来意识到自己的想法还是过于简单了,她对“性”看法的开放,并不意味着她能接受他。她在婚姻问题上的考虑,却是非常地现实。她怎么可能找一个老家在乡下的,没有任何背景,独身在城里的青年呢?她的标准和要求是相当高的。

    田小悦隐藏得太深了,这是邓一群在那个四月份最大的感慨。

    机关里谁也不知道田小悦早已经悄悄地有了朋友,事实上早在周振生那次从南方回来在金桥饭店请客,别人就已经给她介绍了现在的这个男朋友。在她和男友见面之前,她至少已经见过十多个,都是朋友介绍的,但她一个也没有瞧上。

    田小悦对邓一群稍稍有点歉意,那次他请她去看电影,她答应了。她其实非常清楚他的意思,但她知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虽然她对邓一群有一定的好感,但她绝不可能同他这样一个家在乡下的青年谈恋爱。她总觉得他身上的农民习气还是比较重的,也许别人看不出来,但她却能发现。邓一群在工作上是积极的,他的内心渴望向上爬。她想,他将来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对邓一群的邀请,她想她陪他去看一次电影,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他向她挑明什么,她在那种场合,是更适合向他交底的。可偏偏那天她正要出门的时候,她的男友出差回来。

    邓一群当然不知道这里面的内情,她也不想向他说明。

    在决定结婚前的一个多月,田小悦在那个星期三的早晨领着她的男友到了机关。那个小伙子在外贸部门工作,据说那是个非常有钱的单位,而且还经常有机会走出国门。他也是毕业于一家著名的大学,本市人,父母也都是干部。细长的个子,非常精神。他的到来,使处里的人纷纷向田小悦表示祝贺。邓一群也笑着向她恭维。

    这是1989年春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