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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我们小镇文化馆一个面黄肌瘦的年轻人,因为写作了一篇小说改变了默默无闻的命运。那小说获了那一年的全国文学大奖。他后来也因此被调到省里去做专业作家,自然是很扬眉吐气的了,整天一副天才在思考的深沉样子,在镇子里走着,觉得一切都那么琐屑和肮脏,心里充满了悲悯。没想到有一天却遭了一个人的迎头棒喝。
那天他在镇中学里跟一帮崇拜者讲了奋斗史回来(他调省里的调令已经来了,这些日子许多单位都抓紧请他讲演),过河的时候,忽然看见河对岸的镇长。镇上的河水浅,河上删节号似地横了一串大卵石,便是桥。他看见镇长时,已经走过一大半卵石了,镇长就在卵石后头站着。过了桥,他本来打算侧着脸从镇长身边擦过的,镇长却喊住了他。
“那个写小说出名的,就是你么?”
镇长光头底下那张尽是疙瘩的脸绷紧了,让他有些发毛。他垂了头,四处张望,惊怕地发现自己孤立无援。
“人倒霉,盐罐子生蛆。如今是人是鬼都往我头上扣屎盆子。你这小子只顾自己出名,就不管别个死活了。我一个小镇长,迫害得了那么大一个人物么?如今你小子是行了时了,老子却是永世不得翻身了!”
镇长话说得咬牙切齿,却并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行动。说完了就沿了那串卵石,一跳一跳地走了,再没有回头。等他过了河,年轻人才缓过神来,回头看定镇长那一撅一撅的屁股明白自己再没有了危险,怒火便一点一点在心里升腾起来。一再下决心追上去,朝那屁股上踹一脚,终是隐忍住了。他气得还不至于失去理智,真要是打起来,镇长的两只手指头就可以捏扁他的。
当时的镇长早已不是镇长了,被停了职,在镇上的蔬菜大队劳动,待分配工作。他的被停职,当然不是因为那个年轻人写的小说的缘故,但那小说跟他却不是没有一点关系,小说里写了一个级别很高的老干部被流放到小镇来,镇上以镇长为代表的恶势力给了他许多的迫害。倘若不是因为镇长当时的处境,小说作者肯定不会把反面人物安排成“镇长”的。
那年轻人的得奖小说里写到的镇政府当时叫镇革委会——听说有些读者曾就此提出质疑,说作者违背了历史的真实。这意见并不错,只是少了些幽默感——当时的镇革委会倒是很革命的,就在镇口的大路边上,先前是本地一个大姓宗族的祠堂,多年失修,破烂不堪,四墙裂了缝,已经歪斜了,屋头上长了草,衰败成灰色;祠堂改成办公室后开的窗子上,没有玻璃,蒙在上面的是包装化肥的透明塑料袋。文革时候才在满墙刷了红漆黄漆,不是为了维护屋子,是为了写语录。红红黄黄的颜色像在一张苍老的脸上化妆,不仅是难看,简直是狰狞。屋子里也几乎没有一样完整的东西,桌子要互相靠着才放得稳,椅子要靠了墙才敢坐,会计的算盘和圆珠笔上都包扎着医院用的胶布。镇上原来就穷,再经了几年革命洗礼就更清白了,不过,再穷也有穷开心的法子,镇长到小镇上任,开第一次镇革委领导班子会,就领教了这开心。
乡镇上从来没有按时开会这一说。人总是先先后后参差不齐,说是九点开,十点人能坐拢就不错。等人的时候,先到的人就讲笑话打发时间。领导干部又主要讲的是跟领导干部有关的笑话:上级来了一位领导,大会上作报告,首先宣布来意:“我这回,是专门来搞妇女,”顿一下,才说:“计划生育工作的。”接下来就自谦“我是个大老粗,有多粗呢?你们妇女主任知道,昨天晚上,我跟她摸了一下,一直摸到下半夜”等等。在这类笑话里,开心的对象总少不了妇女主任。说多了,就觉得是老套子,没有新意。这一天,有人出了个点子,对另一个人说。我们莫总是图嘴巴皮子快活。今天不来素的,要来就来点荤的。你平日跟妇女主任眉来眼去,今天敢不敢当大家的面,在她胸口抓一把,也给我们开个眼界。
大家就起哄,一致说:“好!”一片山响,如同誓师。
妇女主任是六几届下来的知青,很积极能干。下来不到一年就入了党,成了知青模范。镇革委筹办妇代会时被抽上来,以后就留下来当了新生的妇代会主任。镇上的知青有“五朵金花”最好看的两朵都进了镇革委。一朵是镇广播站的播音员;一朵就是这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是工农兵型的,很丰满壮实,胸脯特别高,让许多人垂涎。
被提议的那另一位是镇革委副主任(也就是副镇长),妇女主任就是由他发现推荐上来的,两人的关系自然也就不一般,私底下有人问他跟妇女主任是不是有事,他总是反问:你看呢?分明是得了手的神气。只是大家还没有看到公开的证明。
妇女主任总是最后一个到会。一是因为来早了,会让这些臭男人没头没脑地打趣;二是因为当了干部,又碰到场面的事,一个女人上下总要收拾得光鲜些。那天她穿了件短袖衫,那衫子很薄,其实遮掩不住什么,里面肉色的胸罩远远看起来跟没戴一样(这其实是镇上人的看法。妇女主任的穿着还是很得体的,只是因为带着些城里人的趣味,镇上人觉得有些惹眼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