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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沙窝村炸锅了。
当老奎传达了上头的精神，红沙窝村就像一口大开水锅，一下子沸腾了起来。除了杨二宝极个别的人感到高兴之外，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像晴天一声霹雳，这不是要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去吗？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么？过去在大批判会上，大家曾义愤填膺地高呼过，搞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让我们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现在，眼看就要走上这条道了，难道我们也得跟上走？胡老大先站起来说，这不是让我们走到万恶的旧社会去么？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不是等于白搞了？不管别的地方怎么样，我们红沙窝可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回头路。胡老大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金秀也站起来说，胡老大说得好，我们继续走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看谁能把我们怎么着？虽说土地承包和分田单干不是一回事，我看也差不多，就是要我们走到旧社会的老路上去，我们千万不能答应，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
他们说的这些话，又何曾不是老奎想说的？但是，老奎却不能说，他是推行者，是执行者，尽管这不是他心甘情愿的，他还得违心地说些正面引导的话。老奎说不出新的内容，就重复着公社苏书记的话说：“请大家再不要讨论分不分的事了，讨论也没用，上头早就定好了，就是要分，这是政策，是硬任务，你想得通也得想通，想不通也得想通，全国各地都得走这条路，你不走也不行。我们相信党，相信党会把我们带到好路上走的。现在要讨论的就是怎么分地，怎么分牲口，怎么分农具的事。这就好比一个大家庭，儿子大了，娶了媳妇，各自有了心思，就得分家。不分咋办呢？分了大家才有积极性。大家与小家都是一个理儿，就是要分公平，分合理。”
众人一听，完了！老奎也是这个态度，看来包干到户已成了必然。接下来，一谈到怎么分的问题时，一下热闹了，每人有每人的分法，各人有各人的意见，想法不一样，就要发生争执，一争执起来，就像吵架一样。那几天，人都疯了，开口闭口，都是分地，大会小会，说的也是分地。一直争论了好多天，大会小会开了无数次，才拿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分配方案。
分田分地时，人就真的疯了。一分一厘，也要争个你死我活。田地分完了，又分牲口和农具，你牵一头牛，他牵一头驴，人口少的，分不上牲口，就多分一点农具，有的农具太大了，不好分，大家就把农具拆了，你一片，他一片，拿回家。牲口农具分完了，又分树，村口的大小树木，也都分给了个人，一到个人的名下，就叮叮咣咣把它伐了，然后把树根也挖了，整个村庄翻天覆地。伐完了村口的树，有人就提议干脆把长湖的沙枣林也分了，老奎的黑脸一下变了。老奎说，那片树林是挡风的，是防护林，分了它，你们的田地还想保不保了？别人一看老奎发火了，再也没人敢提那片树林的事了。但是，不提枣林，又提起了村子的羊。羊是自然要分的，自留羊，谁的就是谁的，集体的羊，就被抓阄儿分了。大家分羊的那天，胡老大发疯了，胡老大见谁牵羊就骂谁，骂他是土匪，是国民党，地主的狗腿子，我给你放得好好的，你牵去做甚？你还不放心我么，你不放心我你放心谁？被骂的人不但不记恨胡老大，反而对他产生了一种说不清楚的同情，他们都不曾忘记胡老大为红沙窝村做出的贡献，也不曾忘记胡老大曾经给他们村带来的荣耀，可是，这些，已经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烟消云散了，你胡老大还这么固执做啥？
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说，这是第二次分田分地，第一次是1949年，打土豪分田地，那阵刚解放，分的是地主土豪的地，人民喜气洋洋，要当家作主，可是，现在分的是集体的地，集体的地分了，往后还怎么过呀？
羊群解散了，胡老大就病倒了，发烧不止，嘴角里尽说胡话。把个锁阳和酸胖吓得不知怎么是好，就跑去找他六叔胡六儿。胡六儿虽说与胡老大叔伯弟兄，但两家还算走得勤。胡六儿一看是发高烧，就让段凤英烧了一大碗姜汤端来，胡老大喝了，又让他闷起被子，出了一身臭汗，刚退了烧，就下炕要去找支书去，走了两步，腿肚子一软，就跌了下去。稍一清醒，又要去。锁阳就说，爹，你别动了，好好缓着，我去把奎叔找来就是了。胡老大说，你别麻烦人家了，等我能走动了，再去找。
锁阳知道他爹犯的是心病。这心病，别人治不好，要治，还得奎叔来治。他就瞒着他爹，悄悄来找老奎。来到了老奎家的大门口，就碰到了叶叶。叶叶和天旺都考上了镇上的初中，锁阳没有考上。锁阳没有考上，知道自己不是念书的料，再念也是白念，就不想念了。正好土地也承包了，他就想好好种地算了。叶叶上了镇初中，锁阳也就很少见到她了，今日一见，觉得叶叶好像又长高了许多，人也显得越*亮了。叶叶见了他，还是那么亲热，叶叶主动向锁阳打了招呼。锁阳见了叶叶反而有点害羞，他不知为什么，心里想见她，见了又不知该说啥。锁阳笑了一下就说，镇里的水真好，吃了养人，你也越发的白了，真像个城里人了。叶叶就咯咯咯地笑着说，锁阳哥也会说笑了，哪里养人？到了镇里，就寒碜死了，哪里能跟镇上人比？锁阳说，反正你不比镇上的人差，也不比城里人差。叶叶听了自然高兴，就说，你又没有同城里人打过交道，怎么就知道我不比她们差？锁阳说，就凭你现在的样子，我就知道。玩笑了几句，锁阳就问你爹在不在？叶叶说，在哩，刚吃过饭，我爹在抽烟哩。你找他有事么？锁阳说，我爹病了，羊群散了，我爹也病倒了，他要来找你爹，动不了身，我想请你爹过去坐坐。叶叶说，你爹也真是，羊分了就分了，那是趋势，他有什么想不开的？锁阳说，就是，他们想的与我们不一样，把集体的事儿当成了命根子，集体垮了，他也跟着垮了。叶叶就悄悄说，我爹也一样，也像垮了，成天闷闷不乐。锁阳说，那我去看看他。说着就和叶叶一起来到了她家。
这些日子，老奎心里也很烦闷，从1958年走上人民公社的康庄大道，一直走了二十多年，一下子再回到土改后的日子里去，他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也接受不了。别人接受不了，想不通，可以骂，骂天，骂地，乱骂一通，也能解解气，可他不行，他是党员，又是村支书，不能当群众的尾巴，更不能发泄不满情绪。心里虽然想不通，可行动上还得执行，还得全盘考虑怎么把土地、牲口、农具公平合理的分给群众。眼看着集体的财产就这样被分光了，他的心就像刀子剜的一样疼。而这种疼，还必须窝在心里，窝得久了，就难受，就闷得慌。晚上睡下，彻夜不寐。睡不着，就长吁短叹。叶叶妈也知道自家的爷们为啥睡不着，有时，就宽慰说，你愁啥呢？天掉下来有大个子撑着哩，你想那么多做甚？老奎说，由不得人呀，想着不想它，一闭上眼，就又想。我们打土豪、分田地，分的是地主土豪的地，现在分的是集体的地。走了几十年的人民公社，绕了一个圈子，又走到了原来的路上去了，怎么想也想不通。叶叶妈说，看把你惆怅得，那是国家领导想的事，你想也是白想，安生睡你的觉吧。老奎觉得也是，我一个苕农民，上头咋说，我就咋走算了，别人能过去，我照样也能过去，想那么多干啥？虽这样安慰着，还是睡不着，人就一天比一天憔悴了。当锁阳说到他爹病倒了，想找他动不了身时，心里一拧，就收起烟锅出了门。
这些天，他一直忙活着村里的事，本想过去看看胡老大，却没有空儿去，听锁阳说他病了，心里真有点愧疚，自责自己没有早点去。他知道胡老大的病根在哪里，胡老大的病与他的病都在心上，心上绾了结，一时解不开，闷得久了，就会闷出病来。锁阳带他进了家门，见胡老大还在炕上闷头睡着，就说：“老大，听说你病了，我来看看你，那么刚强的身子，咋就病倒了？”
胡老大听到老奎来了，就从炕上爬起身来，微微启开眼，那双被风沙眯小的老眼里，汪满了稠乎乎的眼屎。胡老大嗫嚅了几下，才说：“支书，我的羊啊！”只说了这么一句，就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老奎的心里一热，鼻子禁不住一阵发酸。他握起胡老大的手，轻轻摇了几摇说：“我知道你疼你的羊，你把羊当成了你的命根子。可那羊，分了下去，照样好端端的，你想它们，它们想你么？”
胡老大说：“支书，羊群散了，土地分了，我活人的心都没有了。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到头来却是一场空啊，一想起这些，我活人的心思都没有了。要不是还有两个娃，我真的不想活了，难怅的，活啥了，没心劲活了。”
老奎听了，鼻子越发地酸了起来。胡老大是他一手树起来的农业学大寨的典型，也是他值得依赖的人，他完全可以理解这个朴实的放羊人的内心世界，他心底无私，一心为公，把村里的羊看得比他的命还重要。可他，现在真是钻进了死牛角尖，他就宽慰他说：“你这老倒灶，活苕了，真是活苕了，这是政策，你还能与政策对抗？想得通也得想通，想不通也得想通。这些天，我也很难受，当年，我们带头轰轰烈烈地搞互助组，搞高级社，最后走上了人民公社的康庄大道，走了二十多年，现在突然一调头，又走上原来的路，谁不难受？走了几十年的集体化道路，搞到这个程度不容易啊。可现在，说分就分了，啥也完蛋了，难道我心里不难受？可难受归难受，执行还得执行，相信党中央也是为了咱好，党有党的安排，要是这样分下去，越走越穷，党中央还得恢复原来的那一套，你和我生闷气不是白生？现在想不通，以后慢慢会想通的。”没想到老奎在宽慰别人的时候，也在宽慰自己，说出了这些，他仿佛也想开了许多，觉得天地开阔了许多，心情也畅快了许多。
胡老大听了这番话后，心里也顺畅了许多，就说：“经你这么一说，堵在我壳囊里的那些乱麻一样的东西也渐渐地化了，好受多了。”
老奎说：“化了就好，该吃还得吃，该喝还得喝，别再跟自己过不去了。”
胡老大说：“支书，我看你的眼窝也塌了，你也得注意身子，别累坏了身子。”
老奎就笑着说：“也和你一样，心里有个结儿，慢慢解开了，就会好的。”
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唠扯了一阵，说了一阵心里话，谁的心也好受多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