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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对未能在湘江两岸彻底消灭红军极其愤怒，认为是内部出了问题。连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看得出红军自己走入了绝境，可绝境中的红军竟然从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的夹击中脱逃了。这不是有人暗地“放水”是什么？他怒不可遏地给白祟喜发出一封电报，诘问广西方面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谁知第二天白崇喜的“合理的解释”就来了，不但将广西方面的罪责全部洗脱了，还大大地陈述了桂军的委屈与功劳；并一一列举事实，以证明桂军的政冶坚定及作战勇敢。特地拍了一部《七千俘虏》的电影记录片送给蒋介石，搞得蒋介石哭笑不得，而又无可奈何。
蒋介石对于脱逃的中央红军自然不会就此罢休，他要手下的参谋人员不断地给他推算中央红军到底还剩多少人？推算的结果是红军主力应不足四万人。但对红军后卫三十四师的伤亡情况竟然作不出准确判断，甚至连红三十四师的去向一时也未弄清（桂军当然是装聋作哑），及到几天后才得知红三十四师也逃至桂西北山区。于是，蒋介石又调兵遣将，布罗陷井。蒋介石算定中央红军必定向北经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便抓紧时间，督促湖南军阀何键在通往湘西的必经之路上，仅用几天功夫就修建了200多座碉堡，构成了四道封锁线。同时，调集原追堵红军的中央军和湘军共十五个师，20余万人马，组成两个兵团，依托碉堡摆好架势，单等红军自投罗网。若红军这次再钻入“口袋”，其下场必定是全军覆灭。
就在蒋介石精心布置的同时，极度疲惫的中央红军终于钻出了大山，十二月十一日攻占了湖南西南端的一座小县镇一一通道。通道位于湘黔桂三省交界处，名副其实地是一处“通道”：向北可通湘西，向西可进入贵州，向南可退入广西。下一步该往哪里走？这可是决定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自湘江遭受惨重损失以来，在我党我军高层干部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也引起了全军上下对bo古、李德的批评和指责。同时，也对主席寄予了莫大的希望。迫于政治局内部的公开批抨和来自全军指战员日比日高的呼声，中革军委决定在通道逗留一天，召开军委紧急扩大会议，研究解决中央红军战略进军的方向。也就是后世史称的“通道会议”。
这一天是十二月十二日。会议是在县溪镇东面的恭城书院召开的。书院座落在一个独立的山丘上，清静而雅致。由山坡拾级而上，爬过数十级石阶，迎面便是一张月洞门，门楣上的书院题名出自前清一位隐居的举人之手，周正方圆，和书院的氛围溶为一体。书院是用一人多高的青砖院墙围起来的，古藤漫布，青苔陈迹，衬出飞檐卷舒、阁楼层叠的书院的古典。会议室就设在藏书楼的讲书堂里。
上午九时左右，出席会议的有bo古、李德、周副主席、朱老总、主席、洛甫、w稼祥等人。周副主席主持会议，开门见山地点明会议主题。要求大家畅所欲言，破除陈规之见，以党和红军的利益及命运为最高原则。
周副主席的开场白落音之后，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会议极其重要，每个人的发言都对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产生重大影响。李德首先沉不住气了，十分严肃地阐述了自已的意见：我认为中革军委原定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中央红军从通道向北，去与转战在湖南西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样，红军的力量会大大增强，在这片广阔的地区域向敌人进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至于敌人的堵截和追击并不可怕，我们可以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的国民党军队，或向西南战略要地急驰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则在他们的后面转向北方……李德的发言，得到了bo古的赞同。
在这关键时刻，在这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主席以大无畏的气魄，旗帜鲜明地道出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中革军委原定方案是行不通的，如果执意如此必定会重演湘江的悲剧！比这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只剩下为数不多的战斗部队，再遭重挫的话，势必一蹶不振。同志们静心想一想，在北上途中等待我们的是刘建绪的湘军和薛岳的中央军，他们都是国民党军队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且修好了工事以逸待劳地等待我们去进攻；而在我们后面，桂系组建的两个追剿队已经越来越近。假若我们进攻正面敌军阵地打不开缺口而又被敌人吸住，桂军再从背后包抄过来，那我们红军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目前敌人的战斗部队有20多万，而我们只有3万多人，其中真正能战斗的部队也不过是一万多人，实力如此悬距的两支部队进行面对面的正规战，这已经被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证明了是行不通的。所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应当立即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改往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
就在通道会议举行时，我师已结束了在龙胜县城的休整，正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向湖南境内的坪坦、陇城地区开进。经过三天的从容休整磨合补充，全师兵精粮足，战斗力全面恢复，更胜从前。十二日下午三时左右，我师电台与中革军委电台联系上了。我立即给中革军委发出一封电文，大意是：我师自十二月一日晚突出重围，来至湘江渡口界首，见浮桥已断，且湘江西岸敌军已封锁。我师连夜转道兴安与界首之间，强渡湘江，然后向桂西北龙胜、瓢里方向转移，目前已进入湖南境内陇城地区。我师突围途中，损失惨重，因收容部分我军溃散官兵补充部队，如今我师已具有一定的战斗力。我师将继续完成中革军委交给的光荣任务，担负全军的殿后掩护。可否，请指示。
又及：据我师侦察情报得悉，国民党军于我军北上湘西途中布下了四道严密的封锁线，又置重兵把守，若我军继续北上，必钻入敌人精心布设的口袋之中，又将重蹈湘江之辙，后果不堪设想。故斗胆建议中革军委改道往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
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
政委：程翠霖 十二月十二日
下午，通道会议继续进行。两种截然不同意见激烈交锋。主席沉着应战，成竹在胸。他不慌不忙继续耐心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我建议红军转兵贵州，是因为在湘黔桂三省军阀中，贵州军队不仅最小，而且最弱。贵州名义上有一个军，实际上是一个不健全的军，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将领昏庸无能，士兵号称“双枪”，实则不堪一击。省主席兼军长王家烈仅能调动两个师，其余三个师又各成一派，互不买帐，相互制肘。这样的军队根本挡不住我们，我们进去后，可借鸡生蛋，再图发展嘛……与会者绝大多数都逐渐转到主席一边，w稼祥、洛甫、朱老总等一个个发言支持主席的观点。这时，一个参谋急匆匆地敲门进来，将一份电报送到周副主席手里。周副主席匆忙一阅，充满喜悦地高兴说道：“同志们，暂停一下。我将这封电报给大家念一念。”周副主席念的电报就是我发给中革军委的电文，众人听了，皆都一喜。喜的是：本以为34师已全军覆没，但又神奇地逃出生天。“老毛，你这个弟子了不起哟！不但杀出敌军重围，居然斗胆陈言中央，还与你老毛的‘高见’不谋而合，可喜可贺！”洛甫高兴地对主席说道。
“哼！一个小小的师长，居然妄论中央方略，干扰中央决策，罪不可恕，应撤职查办。”一个冷森森的声音嘣了出来。
“李德同志，你这说法是错误的。作为一个党员有权向上级或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陈树相同志是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向中革军委提出自己的建议，是对党对红军的高度负责。我们缺乏听取来自前线指挥员及红军基层官兵的意见，犯了不少主观主义的错误。再说，兼听则明嘛！”周副主席闻言进行直言不讳地驳斥。
接下来的发言出现了一边倒的状态。也许是这封电报冲淡了双方的对立情绪；或许是另一方见大势所趋。最后，bo古一声长叹说：“就依m*同志的提议办吧。”于是，转兵贵州便成了定局。
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了西进贵州的命令。目的是迅速摆脱逼近前来的湘军和桂军，进入贵州休整，再求发展。同时，对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整编，撤销中国工农红军笫八军团建制，第八军团余部并入笫五军团；第八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回军委工作，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luo荣桓出任五军团政冶部主任，第五军团参谋长liu伯承调任军委纵队任司令员。
我们于晚上八时左右接到中革军委回电，大意是：惊闻红三十四师官兵突破重围，胜利渡江，如今凯旋归来，我们甚是欣慰。我们谨代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向红三十四全体官兵表示最崇高的敬意！目前，中革军委巳决定西进贵州，由于追兵日近，红军主力将明日拂晓出发。望你们接电后，于明日傍晚前赶到通道，担任全军殿后掩护。希望你们能将追兵挡住三至五日，为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赢得必要的行动……。总之，一切由你们自行决断。
我们几个师领导传阅后，便迅即回电：表示坚决执行中革军委命令，圆满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接下来便研究行动布署。我师驻地距通道县城约五、六十华里，明日赶到通道不成问题，现关键是如何把追敌挡住。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开了，死挡是不成的，不但会给我师官兵增添较大的伤亡，而且还给我师带来被动。我的意见是主动进攻，以攻代守。王参谋长将敌情作了通报：南面追敌是桂军笫十五军和笫七军，第七军离得太远，暂不予考虑。十五军离通道约三、四天路程，若听到是我师担任掩护，恐怕不会太过积极。东面与东北面是湘军刘建绪先头部队的第十六师和第六十二师，行动迅速，距通道不过两、三天路程。刘建绪的湘军在湘江战役中异常勇猛，屡屡突破红一军团的阵地，打得一军团节节后退。就自认为中央红军主力也不过如此（岂不知他是用几倍甚至十倍的兵力、火力优势来与极度疲惫且又弹药缺乏的红军作战）；因而气焰十分嚣张。特别是章亮基的十六师在湘江战役中表现突出，立了战功，因而战后迅速得到补充；不但人员粮弹补足了，而且还增添了不少自动火器和火炮，就显得更加骄横，不可一世。我轻蔑地说道：“刘建绪的湘军还未与我师交过手，对我师的情况还不太了解。我军可以说是知己知彼，正好利用敌军这种骄横心理，将章亮基的十六师吃掉，再回头对付陶广的六十二师，争取敲掉它一部分。这样，湘军就会乖乖地缩回去。桂军也会忌惮不前，我们就可以赢得足够的时间，完成军委交给的阻敌任务。”
“行！大家如果没有意见，我看就按陈师长说的制订作战方案。”政委果断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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