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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民族发源地——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位于地中海东岸，一般指西起地中海沿岸平原，东至约旦河谷，北自加利利，南到内格夫的这一地区，包括今天的以色列、约旦和西奈半岛的一隅。巴勒斯坦史称迦南。巴勒斯坦之名取自从克里特岛徙居迦南沿海地区的非利士人。公元前5世纪，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中第一次用“巴勒斯坦”这个名字作为迦南地区的总称，以后罗马人正式采用此名。
据《圣经》和其他资料证实，希伯来人的始祖亚伯拉罕是闪族人他拉家族的长子，诞生在古巴比伦的乌尔，他一生顺从上帝耶和华的旨意，屡经考验而信心弥坚。上帝曾与他立约，将犹太人立为“特选子民”，将迦南之地许诺给犹太人，成为他们的“应许之地”。
公元前19世纪，亚伯拉罕应上帝之命率其家族从条件较为优越的美索不达米亚迁徙到环境甚为恶劣的迦南地区。迦南严酷的自然条件使他们无法定居和耕作。
为了生存，他们到处流浪，几经迁徙，最后定居在希布伦西北部二公里处。初到迦南的希伯来人经济文化落后于迦南人。为了防止被强大的迦南人征服和同化，亚伯拉罕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团结众人，把耶和华尊为“唯一真神”，并在该地设立祭坛，这就是原始状态的犹太教。
公元前17世纪，迦南连年遭灾，迫使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率子女逃往埃及。在迁居埃及的漫长岁月中，雅各的12个儿子逐渐发展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他们已表现出部落社会群体的鲜明特征:不愿意同群体以外的人结成军事同盟，并且把迦南看作他们的土地和遗产。
在侨居埃及的过程中，以色列人成为毫无保障的奴隶。公元前13世纪，以色列人中出现了一位领袖，这就是为以色列民族和宗教的形成奠定基础的摩西。他在带领以色列人迁出埃及的过程中创立了摩西教。摩西教的出现对以色列人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西奈山下，摩西率领全体以色列人集体确认了其先祖亚伯拉罕与上帝所订立的圣约，即永远尊奉耶和华为独一无二的上帝，并接受上帝颁布的十条诫命和其他律法。在进入巴勒斯坦的途中，摩西又设立了宗教审判官和拟定了审判制度。这一切加强了以色列人与上帝的关系，主宰了以色列人的生活和宗教活动的各个方面，并且成为他们有关刑事犯罪、民事纠纷和宗教等方面法律的主要内容和条款。
摩西教的产生使原始状态的犹太教得到发展，意味着犹太教的初步形成。它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按过去的宗教观点，人类的命运是和自然规律分不开的。而摩西教认为，上帝是自然力的创造者，上帝本身并不受自然力循环规律的制约，上帝的意志不是在自然界中，而是在人类历史中实现的。它使以色列人的思想从摩西教起就已经从历史轮回规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摩西教的基本信条规定了以色列人的道德准则。这些信条不仅有利于以色列人崇高理想的实现，而且成为以色列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以色列人在摩西率领下迁出埃及，返回迦南的过程中，正是利用这笔精神财富，克服了恶劣的外部环境所带来的许多困难，逐步走向思想的统一和民族的统一。他们在反抗暴政、争取自由目标的引导下，除了同沙漠中的飞沙走石、干旱缺水等恶劣的自然条件抗争外，还要同异族人的阻挠作斗争。最初，他们打算从西奈半岛南端的西奈山前往加低斯绿洲，然后直接进入迦南。但是，由于埃及海岸防线的封锁而未能如愿。之后，从南方插入迦南的尝试也宣告失败，不得已又重返西奈沙漠，逐步向迦南挺进。根据《约书亚记》记载，摩西死后，以色列人在约书亚领导下，通过攻占外约旦，逐步夺取以法莲山区、上加利利和下加利利而占据迦南。军事战斗的需要和军事行动的成功，使以色列人开始了建立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因此，可以说，迁出埃及是以色列民族组成的关键时期，在其民族形成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但是，这只可看作是以色列人从部落向民族共同体转变的开始。在进入迦南时，以色列人还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处于半游牧状态的氏族社会。从占领迦南到王权制建立的两个世纪中，也就是《圣经》所称的“士师执政的时代”，是以色列人从氏族社会向民族统一的农业社会的过渡时期。
士师时期的以色列部落主要表现为宗教联盟，他们有共同的宗教中心。由于抵御其他民族军事进攻的需要和受当地土著居民的影响，以色列部落的内在凝聚力逐步得到加强，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生活方式逐渐向农业经济转变。他们开垦土地，学习修建蓄水池，其住地慢慢变成了农村。第二，共同领袖的产生。为了对付非利士人的压迫，以色列各部落被迫采取共同行动，结成联盟，开展斗争。由于没有一个共同的领袖，他们曾遭到惨败，连随军的约柜也落入敌人之手。他们要求立一个“王”的拳拳之心终于说服撒母耳推选扫罗为王。第三，扫罗不负众望，建立了一支以他的部落便雅悯为其精锐部分的有战斗力的军队，并同他的儿子约拿单一起率兵多次征战，打败了非利士人的进攻，并征服了摩押人、亚扪人、亚兰人和亚玛力人。这些战争不仅暂时解除了对以色列人构成的严重威胁，而且提高了他们的民族觉悟。
扫罗作为以色列统一王国的第一位王，建立了国家的雏形。但他只是把几个部落初步联合了起来，而且主要在军事方面。他缺乏战略眼光，在增强以色列人的凝聚力方面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就是堂堂的王国都城，也只是一个简陋城堡——他的故乡基比亚。他的有效统治区仅限于迦南的核心地区，对边远地区的控制就望尘莫及了，尽管如此，扫罗对以色列民族的统一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以色列民族实现统一，主要是在以色列统一王国的大卫和所罗门时代。
大卫在以色列民族统一事业中的主要贡献是:第一，统一了全以色列。扫罗死后，其子伊施波设在北方被立为以色列王，迁都马哈念。大卫在希布伦受膏，作南方犹大的王。南北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大卫势力日益强大起来。北方以色列王的元帅押尼珥倒戈，投向大卫。伊施波设被杀后，大卫正式登基，成了全以色列的王；第二，新建都城耶路撒冷。大卫认识到分散的部落需要一个统一的能振奋民族精神的宗教中心。他力主将都城从希布伦迁往耶路撒冷，并将约柜隆重地迎入新都；第三，连年征战，为以色列民族的形成创造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大卫先后讨伐以色列人的宿敌非利士人、亚扪人、摩押人；扩大控制区域，使以色列统一王国的国力不断强盛。王国的统治区域扩展到以色列全境，而王国的影响已达到更遥远的地方，从而加强了以色列人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促进了以色列民族的统一过程，但以色列各部落继续存在。
所罗门时代的以色列人，在民族统一的过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政治上，废除了传统的部落组织，将全国划分成12个新的行省，并任命了总督。宗教上，所罗门继承父业，用七年时间，建造了第一座犹太教圣殿。圣殿用大量的黄金和珍贵木材装修，规模宏大，气势辉煌。殿长约30米，宽约10米，高约15米，分内殿和外殿，内殿安放着约柜。从此，圣殿成为犹太教的象征，耶路撒冷成为犹太民族的宗教中心。
此外，所罗门非常重视王国的边防建设，在重要的地方修建堡垒，并且加固了南北边境城市的城墙，使以色列统一王国的防御力量大大增强。
不仅如此，所罗门还奉行对外友好联姻和宗教自由政策，从而促进了当地各民族的融合。但是巴力神和其他腓尼基神的继续流传，使北方部落的分裂倾向在所罗门执政末期进一步扩大，从而埋下了南北分裂的种子。
所罗门死后，以色列统一王国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北方称以色列王国，南方称犹大王国。北方王国版图较大，经济较发达，但部落间的矛盾和王室内部的争权，导致内战不断，国势日衰，当地其他民族的侵扰，也使王国的土地荒芜，财源枯竭。更重要的原因是，异教偶象崇拜的流传，破坏了以色列人信仰的单一性。北方王国在内忧外患中于公元前722年被亚述王国所灭。据记载，在亚述王萨尔贡统治时期，原北方王国的以色列部落间的明显差别已不存在了。这说明北方王国时期，至少是北方王国的后期，北方的10个部落已经大体上融合成以色列民族的一部分。但是，随着王国的灭亡，这部分人逐渐被同化了。以色列民族的主体主要由南方犹大王国继承下来。
犹大王国的首都是耶路撒冷，它的疆域没有北方王国大，资源也不如北方王国丰富，但它是一个比较统一的国家，而且受外部环境影响不大。犹大王国又是大卫王朝传统的继承者，它的第一任王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罗波安被立为王以后，曾想取得北方各部落的承认，但未能如愿。耶路撒冷圣殿所体现的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共同信仰，增强了国内的团结。犹大王国有利的地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这些因素的相互影响下，南方王国经历了与北方王国完全不同的发展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南方王国的几个王，在巩固和发展国家方面表现出了杰出的才能。罗波安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向再度崛起的埃及进贡，免遭亡国之祸。罗波安的继承人亚撒，继续同埃及和北方王国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亚撒的儿子约沙法的统治下，犹大王国得到了正常的发展，势力扩大了，与北方王国的关系改善了。
北方王国灭亡后，犹大王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亚述和埃及角逐的目标。在亚哈斯王当政以后，犹大王国向亚述称臣纳贡，保持了形式上的独立。为了民族的生存，犹大王国在以后的120年中，同亚述、巴比伦和埃及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尽管如此，它最终还是被巴比伦王国所灭。公元前586年圣殿被摧毁，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
犹太民族的主体在流亡巴比伦时期，顽强地维护自身的民族和宗教特性，对返回故乡抱着很大希望。约半个世纪后，被掳至巴比伦的犹太人受惠于波斯王居鲁士奉行的允许他们返回圣地的开明政策，得以重返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在返回耶路撒冷后，为犹太教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圣殿的重建。在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领导下，经过长达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二圣殿于公元前516年落成，犹太人民的信仰中心和祭祀圣地重现了昔日的光辉；二是《托拉》编纂成功。《托拉》在原有基本轮廓的基础上，经过汇集、整理和编纂，成为一部统一正典。在公元前5世纪～4世纪，成为犹太人生活的指南。《旧约》从《创世记》到《列王纪》的历史部分和《圣文集》的《耶利米哀歌》及《雅歌》，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三是犹太教律法对犹太人生活的巨大影响。犹太先知矢志贯彻摩西律法，借以全面制约犹太人的生活。从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的著名学者、祭司和犹太教领袖以斯拉，要求耶路撒冷犹太人服从以色列人和耶和华所立的契约；强调严格遵守有关祭祀活动、安息日和祈祷仪式的每项律法；反对犹太人与异族通婚，娶非犹太人为妻者可能随时被逐，他们的家也常遭破坏。以斯拉坚持认为这样严厉对待与异族通婚者，是无罪的。所有这一切使巴勒斯坦犹太人形成以《托拉》为生活指南的信仰和祭祀社团，耶路撒冷再次成为犹太人的宗教中心。这说明，犹太人在亡国前就已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否则他们不可能在异国他乡的不利环境下存在和发展起来。
罗马人统治时期，犹太人在第一次犹太战争失败后，圣殿再次被彻底摧毁，耶路撒冷被分割给罗马有功将士，犹太教公会被关闭，圣城失去了犹太人政治和宗教中心的地位。但犹太教的活动并未止息，不久，在加利利的提比哩亚和沿海平原的雅麦尼亚建立了两个由拉比主持的中心，以履行原耶路撒冷犹太教公会的职能，这两个地方很快成为公元1世纪犹太教的主要活动中心。公元90年，在雅麦尼亚举行的一次犹太拉比会议上，确定犹太教正典卷数总计为24卷，故亦称《二十四书》，即流传至现在的《希伯来圣经》。至此，犹太教的正典《希伯来圣经》全部完成，标志着犹太教的正式形式。
可见，以犹太教为其灵魂的犹太民族，是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块历史圣地哺育了这个不同寻常的民族，而这个民族又对这块土地的历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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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受迫害的犹太民族
公元66年爆发的犹太人大起义，是犹太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虽然在此之前，犹太人曾经多次暴动，反抗罗马帝国的暴政，这次起义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而罗马帝国的镇压也最为残酷。耶路撒冷惨遭屠城，第二神殿被夷为平地，超过一百万人丧生的著作“犹太战争”，后世史学家认为可能有些水分。根据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罗马帝国此时的人口为一亿两千万)。仅仅65年以后，不屈不挠的犹太人再次起义，罗马帝国终于对犹太民族失去耐心。
起义被镇压后,罗马帝国将所有的犹太人驱逐出犹太地，令其永远不得返回故国,犹太人于是开始在欧洲各地流亡，成为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饱受欺凌和迫害。历史背景
公元前63年，庞培和他的罗马军团征服了当时的独立国家以色列。公元前43年，罗马帝国在犹太地建立了一个傀儡犹太王国，由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希罗德统治，而真正的权柄握在罗马帝国的叙利亚总督手中。
凭心而论，罗马帝国在犹太地的统治并不是非常残暴。和一般人想象的正相反，犹太人在当时享受的是帝国的最惠国待遇。这个最惠国待遇源于凯撒的一道上谕。庞培征服犹太地以后不久，就开始和凯撒争夺首席执政官的位置。当时从犹太地向北到希腊都是庞培的势力范围。在这场内战中，犹太贵族赫卡努斯毅然决定弃暗投明，向凯撒效忠。要知道当时形势错综复杂，庞培和西庇欧等人都有很强的实力，赫卡努斯这个决定需要相当锐利的政治眼光。
凯撒当然是龙颜大悦，胜利之后立刻颁布一道上谕，由罗马元老院签署生效，授予赫卡努斯及犹太人民最惠国待遇。根据这道上谕，赫卡努斯家族世袭犹太教大祭司的职位，给予犹太人充分的信仰自由，允许犹太人世世代代据有耶路撒冷，并特许犹太人修建围绕耶路撒冷的城墙。上谕还包括不少税收上的优惠条件。正是这个原因，罗马帝国对犹太人的屡次反抗异常恼怒。
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正处于鼎盛时期，开疆万里，灭国无数。此时的帝国军队由29个军团组成，共35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职业军人。由于犹太地毗邻罗马帝国的死敌波斯，所以帝国在从叙利亚到埃及这条狭长的战略要地驻有8个军团。犹太人在8个罗马军团的包围中，面临的战略态势非常恶劣。
现代人读这段历史，一定会大惑不解，为什么在这种恶劣的战略态势下，面对罗马帝国这样强大的对手，犹太人依然三番五次地起义，直到最后耶路撒冷被毁，整个民族被流放？罗马帝国在尼禄统治下，政治日趋腐败，耶路撒冷的罗马执政官日益横征暴敛，惹得民怨沸腾，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一些深层次的宗教文化因素也不容忽视。
罗马征服的众多民族中，犹太民族是一个异类。其他被征服民族如不列颠，高卢和日尔曼，在文化上都远逊于罗马，所以对罗马文化比较容易接收。犹太民族历史悠久，宗教文化独特，尤其早在摩西时代就摆脱了偶像崇拜，对罗马人的众神崇拜自然不屑一顾。正因为这种文化优越感，使犹太人对罗马的统治一直有很强的抵触情绪。犹太人笃信上帝是唯一的主宰，因为摩西和上帝的约定，犹太民族受上帝青睐。这种文化优越感发展成为极端的宗教民族主义。这个时期大批极端主义色彩的帮派组织应运而生，他们认为应该用暴力革命打碎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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