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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论”
“歪门邪道”
诸如此类的断语传入使得郭嵩焘长松了一口气，他立即明白自己先前之说，至少在汉王的耳中并不是“离经叛道”之言。 . . 汉王的感叹传入他的耳中，只让他不由只觉一阵诧异。
“一个人？”
“没错！”
点点头，朱宜锋继续向前走着。
“当时的“歪门邪说”实在是数不胜数，但也就是商鞅这位所谓的法家奇才将“愚民之策“变成一整套切实可行的之策，将西陲弱国秦国一下子打造成为了强国，而秦国也正是凭以商鞅的“愚民之策”，横扫六国，一统中国，从那时起，任何学说在实际取得成功的法家学说面前都黯然失色！”
同样熟读史书的郭嵩焘听汉王提及商鞅，提及秦国时，只是低头不语的跟在汉王半步之后，而谈性正浓的朱宜锋则继续说道。
“商鞅为何要愚民呢？”
在反问之后，朱宜锋又自问自答道
“在《商君书?定分篇》中就给了答案。“民愚则易治也”，因为“愚民”这个政治学的目的看起来很简单老百姓愚蠢了，也就容易治理了，如《商君书》中所言“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胜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而如何制民呢？”
“必先弱民！民弱方才易制！”
郭嵩焘毫不迟疑的答道。
“所以《商君书》才“弱民”之篇，“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总之，要想使人民听命，必然要弱民，既不让其富有，也不让其强大。弱民的第一步，自然就是愚民了。而如何“愚民”呢？”
说到这，朱宜锋不禁想到那个在一个半世纪后，因为一部“伪纪录科教片”而被无数国人为之激动、自豪、狂热的“大秦帝国”，又有多少人知道，正是他们中口的那个“伟大”的“大秦帝国”开启了“愚民”源头呢？
“治国，如果开导人民的知识，而不加以堵塞，百姓的学识就会增长。百姓学识的增长，则不会去攻打敌国，就产**邪。所以其才会在《商君书》中言称“开而不塞，则短长；长而不攻，则有奸”……要瓦解民间已经形成的道德风气，以统一百姓的思想，这是国家强大的基础，所谓的“《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如此，才能去以学识，统一思想，除此之外，还要禁止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尽可能地让人民愚昧无知、不好学问，使他们专心听从国家的安排和规划。正所谓“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智农无从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注：《商君书?垦令》）”
唇角轻扬着道出这番话来，朱宜锋的脸上露出嘲弄之色，这就是中国古代“农本主义”的根源，其根源不是“以农为本”而是“愚农不知”。
“可怎么样让老百姓变成愚民呢？仅仅不让老百姓不受教育还不够，还得锢民。自然也就有了其书中所言“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
禁止民众自由迁徙，他们就会愚昧无知，那些不安分的到处迁徙，扰乱农事的人就会失去混饭吃的地方，只好老老实实种地。这正是中国统治者的“愚民”的不二法宝。
“可限制老百姓的自由迁徙还不够，还要将老百姓变成贫民，正所谓的“力富则**，**则有虱。民富而不用”，所以必须通过限制商业，使百姓保持贫穷，以避免其因富而纵不易役使。“重农抑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持“农本”，而是为了弱民，为了制民。可是这么干，百姓并不乐意，食色性也，百姓并不甘于贫困，毕竟人都向往好日子，这个时候，怎么办？如何维持统治？”
摇头冷笑着，朱宜锋又一次引用《商君书》中的话。
“所以才有了“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有了“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可如此民众自然会反抗，这也就是有了秦国的重刑，“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狠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秦国之强，究其本源，就是弱民、愚民、刑民！””
“自然也就有了秦二世而亡！”
郭嵩焘适时的补充一句，而朱宜锋深以为然的点头说道。
“所以，后世的统治者，才会吸取秦国的教训，但在吸取其教训时，却又念念不忘秦国以“愚民”治民的成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董仲舒适时的出现了！”
提及董仲舒的时候，朱宜锋的眉头微微一挑。而郭嵩焘同样也因为汉王的话锋转换，而惊愕的看着他，似乎不明白汉王为何会提及董仲舒。
“就学说上来说，与法家以弱民、愚民、制民为核心不同，儒家学说的根本是“以民为本”，最为代表性的一句话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在《孟子》中《梁惠王下》中，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在提及此文时，朱宜锋不禁流露出些许笑容，
“这段话很有意思，其实是孟子给齐宣王下套，齐宣王的一弃、一已，一个断交、一个撤职，可换成国家的时候，他就左顾言它了，儒家站在民众立场上，国君不能治好国家，也得负责下台，并没有愚民来维护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含义。那个时候的儒家创立者，不是阿附权贵之徒，而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不会为了政治利益去出卖人格，为国君出谋划策。无论是孔子也罢，孟子也好，其学说中尽是“养民”和“教民”。“教民”则一定不是“愚民”的政策，而是恰恰相反。可到了董仲舒那，却变了味！”
此时，两人走的非常慢，而郭嵩焘更是不时的皱着眉头，今天汉王的每一句话，在他震惊之余，更是发人心省。
“秦国的二世而亡，固然令人警醒，可汉随秦制，其实只是将“愚民”之道加掩饰罢了，汉宣帝为了教育”仁柔好儒“的太子，说了”霸王道杂之“的明言。而后来董仲舒为讨汉武之欢喜，篡改儒学之本，由此也就有了“儒表法里”之说，就是以儒家构建社会纲常、忠君等思想以及秩序。以儒家标榜的仁义道德为统治合法性建立基础并增进认同，而法律、行政等政治实践，则延续秦律中的法家之学，也就是”汉承秦制“而法家思想中对“愚民”有着丰富而充分的论断，“民弱而国强”是其核心思想。表面上历代王朝说的是儒家仁义，可是制度上却是法家驭民使用的霸术。”
这也是儒家成了“愚民之学”的原因，这是因为法家作为政治、行政体制的核心思想，普通大众接触并不多，这些黑暗的内容都是统治阶级秘不示人的“法宝”，人民只能看到统治者宣扬的儒家仁义道德，而发现自己被愚弄后，就会认为是儒家思想愚弄了他们，所以说儒家愚民是不对的，儒家是为法家的愚民思想背了黑锅。
“也就是从董仲舒为讨汉武之喜，迎合其用，添加了“三纲五常”以为其统治篡改儒家学说起，孔孟时代儒家的内容也在不断地被各个朝代的君王修改或者曲解，而至高皇时，高皇看到《孟子》的时候，看到民本思想时候，勃然大怒，愤怒地下令从书中删去大约相当于《孟子》全书三成以上的内容，这种删减确实是儒家一步步沦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并通过科举制度传递给更多知识分子“奴性”，成为愚民的方式之一，”
“陛下……”
若是说先前是惊讶，那么在听到汉王提及高皇删改《孟子》时，郭嵩焘更是被吓了一跳，就在他欲为朱元璋辩解时，朱宜锋伸手打断他说道。
“云仙，高皇当年删除非孟子原文85条，将剩下100多条，编了一本《孟子节文》，虽说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但是却未强删令天下《孟子》，只是规定不考《节文》之外的文章，是为了让大明政权千秋万代永世不倒。如此，亦可理解……可，他并没有想到，中国正是毁于其删书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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