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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么做却给后世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
对于中国人而言，很难直面自己先祖犯下的错误，大多选择“为长者讳”。但是朱宜锋并不在乎这些。他本身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当已经不需要再用朱家的名头为自己谋取利益，甚至需要推翻一些东西的时，自然也应该直面其犯下的错误，更何况，这会给外人制成一种假想连自己的祖先犯的错都可以指出，那么面对类似的错误，谁还能再说出一个“不”字。
但是当这话听在郭嵩焘的耳中，让他浑身勐然一颤，为人臣者，有些话甚至连听都不应该听。
怎么办？
犹豫间，郭嵩焘的眼前勐然一亮，连忙开口说道。
“殿下，删书者焉止高皇，秦无道方才“焚书坑儒”，高皇删书之后，实是圣人之道！”
为了给朱元璋洗地，郭嵩焘甚至不惜搬出圣人来。
“圣人得帝魁之《书》三千三百三十篇，删定一百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而高皇帝删书亦是合圣人之道……”
郭嵩焘的话让朱宜锋心底微笑，果然都是统治者的好臣子啊！居然把孙子删书这个真假难辩之事给说了出来。但是臣子这么给高皇帝洗地，作为子孙后代的自己，就不好再提此事了。
其实之前在道出这句话时，朱宜锋的视线朝着孝陵的方向投去，他并不后悔说出这句话。或许对于不少人来说，朱元璋是完美的，但是完美，并不意味着没有犯错。
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在这件事儿上他就做错了。
“高皇为了让大明政权千秋万代永世不倒，删以《孟子》85条，但其亦知文不可尽删，仅编了一本《孟子节文》，以供士子专考，可却不禁士子看《孟子》全文亦不禁印此书，但是高皇却未曾想到，其无意之举，却由此开以中国删书之河，”
因为认了朱元璋作为“先祖”，那就必须要为其行为负上一些责任。
“至满清时，满清更是将其发扬光大，满清以异族蛮夷入主中国，为维持统治，更是推行文字狱，以文入罪。删改天下之书，焚书数万，更是为维持统治，肆意删改儒家学说，以至于儒家完全沦为其工具，成为其奴役百姓之本……”
“满清祸国如此，实是可恨至极！”
郭嵩焘直接道出了一句政治正确的话来。点点头算是认同的他的这个态度，朱宜锋又接着说道。
“然而这不是真正的儒家，而是代君王随意修改后的儒家。”
是的，这并不是真正的儒家。说儒家愚民的必须要先区分孔孟的儒家和董仲舒之后的代儒家。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看作儒家的发扬光大，但是也可以看作是儒家的一种“变态”。仲舒时期的儒家已经掺杂了一些阴阳五行的神秘学元素，为了体现君权神授的观点，开始有了愚民的“雏形”，仲舒时期的儒家已经掺杂了一些阴阳五行的神秘学元素，为了体现君权神授的观点，开始有了愚民的“雏形”，
真正的儒学中，有“愚民”争议的只有《论语》中《泰伯篇》中的一段话，引起争议的原因是断句问题，也就是那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第一种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断句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思想，翻译过来大意就是“可以让人民按照我们得意志去做，但是不能告诉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如果这种断句成立，应该是最早的儒家愚民思想雏形。至于第二种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断句截然不同，翻译之后就是“民众同意，我们就实行；民众不同意，我们应该和他们说清楚道理和原因”，但是在后世很多人认为这是人们对于孔子的过分拔高，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学术界支持第一种断句以及翻译确实也多一些，但是对于朱宜锋来说，他更倾向于第二种，因为他知道中国的根本在什么地方。
“其实，从开始罢黜百家的时候，掌握在统治者手里的儒家就成为愚民的工具。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秦，秦国因为愚民而兴，也因为愚民而亡。但是，自此之后，百代都行秦政治，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所以，“愚民之道”就再没有退出中国史的舞台。”
缓步向前走着，朱宜锋边走边感叹道。
“不过，秦国二世而亡的教训，却为朝代所警，但“汉随秦政”的影响，加之秦国因“愚民”而强的现实，又为代王朝不甘舍弃，而在这个时候董仲舒出现了！”
是的，董仲舒是一个关键的角色，这正是朱宜锋研读史集得出一个结论。
“后人只看到董仲舒劝说汉武用以儒学，却未看到汉武取儒家之“仁”不过只是拿来一用，所谓“仁”不过只是用来蒙骗百姓罢了，是为了掩饰秦政的本质，而董仲舒恰好看到这一点，看到汉武需要用儒家的“仁”去掩盖法家的“暴”，需要用“三纲五常”来确立汉家统治的合法性！”
作为圣门子弟，郭嵩焘自然知道，圣人之学中原本并没有“三纲五常”，所谓“三纲五常”是董仲舒加入的。
“从董仲舒为迎合汉武，加入“三纲五常”的那天起，儒家就完全沦为王朝的工具，但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却使得朝代中原君主都非常清楚，“愚民之道”只是一时之用，毕竟人不可能终身蒙蔽，就像秦国一统之后，便有“天下苦秦久矣”之说。在汉武“罢黜百家、独遵儒家”之后，尽管儒家一点点的沦为了工具，虽说“儒表法里”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儒家核心的“有教无类，开化民智”却仍然影响着民众，加之当时的士大夫虽说愿为君主驱使，但他们却仍是圣门子弟，仍然坚守着“有教无类，开化民智”的对门之根本，这也就造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代王朝皆在“愚民”与“开智”之间寻求某种平稳！”
对于汉王的这些观点，郭嵩焘更多的是听，若是没有欧美游的经验，或许他会将汉王的这番话视为“大逆”之言，但是在欧美游的三年，却使得他能够理解其中的关系。
或许商君之说旨在“愚民”，但是“民愚则易治”、“民弱国强、民强国弱”的道理却是放之四海皆准，所谓的“刁民难理”，实际上，就是国弱的表现。如果官府没有权威，或者权威总是受到百姓的挑战，自然也就不可能国强。
实际上，在欧美国家，他看到的同样也是“愚民”与“开智”之间寻求平衡，只不过相比之下，他们进行的更加隐晦，在欧美各国推行的教育之中，为学生树立法律观念，其实就用制度“愚民”，或者说用制度去约束人，从而令国家在某些方面对人处于强势。
但关键在于两者之间的平衡！
“儒家本身并没有愚民政策，相反，还常常站在一般民众立场上想问题。儒家提倡“有教无类”，提倡开化民智，希望民众“有恒心，有恒产”，在儒家经典中根本没有任何”愚民“政策。反而对于君主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甚至在看待个人犯罪时，也会反思是不是社会制度使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儒家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并不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与法家截然不同，法家是占着君主的立场上为其出谋划策。而在实际治国上，一味行以“仁”显然不能治国，一味施以“霸”，亦会二世而亡，事实上，在治国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有了后世的“儒表法里”，朝代都是如此，儒法并重。表面上是儒家“仁义”，制度上却是法家驭民霸术。也就是汉宣帝训子的“霸王道杂之”，也就是随后两千年的“霸王道”的平衡！”
这一番解释之后，朱宜锋的唇角一扬，如果不是因为统治的需要，自己恐怕也不会懂得这一切，自己可许会和过去一样，认为儒家误国愚民。实际上这是因为，法家作为代王朝统治的核心，普通大众接触并不多，甚至无从接触其“驭民之术”，因为那些的内容都是皇家秘不示人的“法宝”。
到了近代，无从接触“驭民之道”之核心的寻常百姓，只能看到朝代宣扬的是儒家仁义道德，而发现其推行的不过只是“驭民之术”、“愚民之道”后，就会认为是儒家愚弄了百姓，实际上不过就是儒家是为法家的愚民思想背了黑锅，而且大多数以为“儒家愚民”的人，根本就不懂儒家，自然也就不知道儒家的本质是“民本”，更不知儒家的核心是“开智”。
最终，近代的落后，使得儒家背负了“祸国殃民”的罪名，而给其扣上这一名义的人，却压根没有看过四书五经，压根不知道何为儒，不过只是人云亦云罢了。至于鼓吹法家者，压根也没有读过《商君书》，更不知道法家的核心在于“弱民”、“愚民”，从而达到其“驭民”、“役民”、“虐民”，以谋所谓“国强”的本质。
“平衡之道，朝代皆是“霸王道杂之”的儒法相平，且每每儒家王道总能占据上风，两者相辅相成，方才有了史书中的汉唐之盛！但是这一切，”
提及那惨痛的史，朱宜锋的脸上流露出发自内心的痛苦之色，
“最终却完全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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