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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饥荒有无数次，而且往往越是王朝末期，就越容易遇到这种超级大灾荒。
气候不是人能控制的，但总是在末代王朝爆发大灾难，可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
古人不明白这些道理，统统怪到上苍降罪之类的迷信上。用科学的态度来解释，其实不是末代王朝总是遇到大灾荒，而是末代王朝对社会的控制力最弱，因此没有力量对抗天灾，导致灾难的破坏尤其严重罢了，至于那些发生在盛世的灾难，往往造成的破坏不大，官府通过各种方式对抗过去，反而不为人所重视。
秦末、汉末、唐末、元末、明末，这些王朝无不是倒在这种灾害引起的动乱面前。
清末也不例外的爆发了一场饥荒，从1876年开始，直到1879年才结束，历经四年，灾区覆盖了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波及到了苏北、皖北、陇东、川北地区，这场灾荒历史上称之为丁戌奇荒，因为1877到1878两年最为严重，77年为丁丑年，78年为戌寅年，因此得名。
这次灾荒之所以被称为奇荒，除了因为他波及范围广，上亿人遭灾，死亡数量大，千万人罹难，奇就奇在，这么大的灾荒发生，竟然没有爆发历史上经久不衰的农民起义，没有一场波及整个北方，甚至连一场能够在灾区造成巨大震动的起义都没有，除了一些吃大户的农民自发行为，没有有组织的叛乱，这才是这场灾荒最让人称奇的地方。
这么特殊的情况，研究者自然大有人在，有人认为，之所以在这场旷世大灾难面前，灾区没有爆发震动天下的大起义，最重要的原因是已经抬头的民族主义。
有学者例举了相当多的例证，比如苏北的乡绅组织起来，专门去山东收救儿童，而领头人是一个叫做谢家福的苏州乡绅，他刚刚帮助官府将逃荒到他们家乡灾民送回原籍，结果在路上看到有洋人在赈灾。
谢家福大受触动，不是什么感激，或者感慨，而是一种危机感和内疚，他在日记中写道：得知洋人赈灾的消息，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不能无动于衷。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己。
显然洋人的行为触动了这个乡绅心中的家国情怀，他不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读书人这种明明只是一个小民，却总愿意为国家操心的心理，因为他们不懂得范仲淹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
谢家福担心的不是有人饿死，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太常见了，受灾哪能不死人呢，他担心的是有人因此作祟，掀起滔天的暴乱，如果是中国人自己的起义，那就成王败寇吧，可他看到了洋人，他不由担心洋人想通过赈灾收买人心，图谋中国江山。
之后谢家福开始给自己熟识的一些苏北士绅写信，告诉他们必须对洋人在中国的赈灾行为采取措施。不然后患无穷：“西人在山东赈灾，打的是救灾恤邻的幌子，暗地里干的是收拾人心的阴谋。若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导致民心流失，异教横行，终为中国之大患。”
在谢家福的推动下，苏北一带的乡绅，发动了起来，发起了一场“跟踪济赈”的行动，洋人到哪里赈济，他们就跟到哪里，跟洋人争夺赈灾的主动权，要以赈灾对抗赈灾。
但是这些乡绅的力量有限，哪怕他们的呼吁，得到了苏北地区的乡绅的支持，上海的富商也乡绅也积极捐款捐物，可民间的力量毕竟有限，谢家福时常感觉财力不济，座师感叹：大兵之后又凶年，国计民生孰见怜？安得赈钱三十万，管教压倒慕惟连（一个传教士）！
在财力不济的情况下，谢家福等乡绅根本无法跟实力雄厚的洋人教会相比，但他们不肯放弃，发现无法全面争夺灾民民心之后，他开始转向救治儿童，他们认为儿童心智不成熟，容易受到洋人蛊惑，杜绝洋教蛊惑人心，如果不能标本兼治，你就要以治标为主，声称“急则治标”，而儿童显然就是这个标。
谢家福开始号召乡绅收救儿童，得到了江南一带广大士大夫的支持，有人给他回信说：“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我们若能多收养一名，则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还有人说，“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却甚好”，他们不但主动收救孤儿，还希望能把那些被洋人救走的儿童也解救出来。谢家福本人也多次告诉朋友，他发动赈灾，并不是为了赈灾本身，“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惟知大义，虽捐麋踵顶，有所不辞”。
他认为他的行为是“敌夷”，也就是在对抗洋人，是一种比推行仁道，存仁心更重要的大义。
除了谢家福，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乡绅。
灾情最严重的河南士绅也发动了起来，他们号召百姓不要接受洋人的救济，做各种宣传画册告诉百姓洋人赈灾是在收买人心，结果还真的有大批百姓宁可饿死也不肯接受洋人的赈济。
上海的申报对此极为感慨，他们报道说“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入教，故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领。”
当开封居民听说传教士花国香等人要来赈灾，提前遍贴告白，号召“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某些书院摆课宣称“要与西人打仗”，这仗当然不是白刃交锋，而是文化对抗，河南士绅群体抵制洋人传教的文化入侵行为，最后让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在河南赈灾。
这些证据足以证明，这些读书人组织起来的目的不是救人，只是为了对抗洋人，把这当成一场精神领域的战争，儒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宗教，但是深根在读书人心中的信念，一旦激发出来，丝毫不输给任何宗教，曾国藩当年在大明打着建学堂挡洋教的大旗，能鼓动那么多乡绅就是一个例子。
谢家福没有曾国藩的名气大，没有曾国藩的号召力强，竟然也能推动这么大的保卫人文的热情出来，只能说儒道在中国传播了几千年而没有消亡，乃是因为它拥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
但要说丁戌奇荒只是因为读书人的民族主义爆发，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对抗洋人身上，而没有去参与到农民起义中，将一个个自发的吃大户行为组织起来，变成大规模的起义，这也不是实情。
至少在最著名的参与救灾的传教士李提摩太看来，这完全不是真相，至少不是全部的真相。
已经到了6月，去年整年没下过什么雨，结果今年继续干旱，春夏之交，正是旧粮吃尽，新粮未熟，青黄不接的时候，所以从5月开始，山东青州就开始爆发了饥荒。
“昨天，我看到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很不错，便组成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
李提摩太已经救灾一个月时间，他给朋友写信描述灾区吃大户的情形。
李提摩太刚刚放下笔，突然有人求见，是两个读书人打扮的中国人。
他们一到李提摩太面前，就跪了下来，希望李提摩太收他们为弟子。
李提摩太询问了他们半天，才明白这俩人希望自己带他们造反，他们俩人是一大群人推举出来请李提摩太出山的。
客气的送走了这俩人，李提摩太十分震惊。
他马上将这些情况也记在了日记中：
“今天，有两位学者来拜访我，他们都是秀才，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一个来自寿光，另一个来自益都。他们一进门就跪下了，请求做我的弟子。交谈后，我弄明白了，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并且有数不清的人准备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诉那两位民众代表说，我从来没想到要干这种事情，因为那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暴动一旦开始了，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规模流血。我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
李提摩太的所见所闻似乎证明，并不是每一个读书人都对洋教那么痛恨，似乎还是有那么一些读书人，是想在这个乱世做点事情的，只是他们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所以才想找李提摩太这个因为在当地救灾而名望颇高，同时又是官府惧怕的洋人做他们的领袖。
丁戌奇荒，这也是一奇。
大明皇帝朱敬伦可没有闲情逸致推导农民吃大户没有形成大起义的原因，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在这场堪比三年困难时期的大灾难中，让更多的生命活下来，这每一个生命，都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多留下一个人，就是在民族血脉中多保住了一滴血。
但是满清的读书人不想让洋人插手救灾，满清的官府也在暗中推动，组织当地士绅，清廷训示各地官府，一旦遇到洋人传教士前去救灾，要“婉为开导，设法劝阻”，想办法都要把这些人弄走。
他们不放心洋人，担心洋人收买人心，但他们更担心大明收买人心，尤其是满清朝廷，他们直接拒绝了大明政府参与救灾的建议，表示朝廷自会体恤子民。
可朱敬伦知道，满清朝廷既没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力，救灾中各种举措失当，甚至还出现了贪腐行为，低效的政府机构，最后让上千万人活活饿死。
满清的态度让朱敬伦很恶心，如果是平时，他不会轻易跟满清开战，让老百姓陷入战乱之中，但如果是为了上千万人的性命，朱敬伦认为很有必要发动一场战争。
于是在满清明确拒绝大明政府派出精干的团队奔赴灾区救灾之后，大明舰队升火北上，直接进入渤海湾威逼京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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