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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胜关阵地防御战已苦撑到第十六天了，国民党军已发觉我师左、右两侧友邻部队的防御阵地已露出破绽，便集中兵力、火力猛攻两侧阵地。两侧友邻部队红二十师和红十三师支撑到现在，也算是奇迹了。弹药奇缺，阵地几次被突破，全凭血肉之躯又抢夺回来，伤亡惨重；恐怕再也无力支撑下去。一旦两侧阵地崩溃，我师将陷入绝境。我与政委、参谋长等人对当前形势作了分析评估后，统一了思想，同意了我的意见。一边暗中命令部队做好随时撤退的准备，有备无患，以免事到临头措手不及。一边将我们的意见火速上报军团部：建议主动放弃得胜关，部队立即撤出阵地，向苏区内地转移，保存力量，以利今后再战。如若继续再打下去，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军团部认真研究了我们的意见后，深感危机迫在眉捷。便果断作出决定：一面命令红军各部利用夜间逐次撤离阵地，交替掩护，退入得胜关内，向建宁附近转移；一面上报中革军委请示。很快便得到中革军委的回电：同意将保卫得胜关的红五军团及配属部队撤到建宁以北地区，从北面拱卫建宁，确保建宁不再丢失。后听说为了这封回电，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同bo古、李德等人拍了桌子。
我师撤出阵地后，主动担任后卫，掩护红军各部转移。国民党军尾随其后，小心翼翼。它们十二个师猬成一团，分成两个梯队，并头依次向前缓缓推进。我本欲乘敌军在追击中，逮住个别冒险突进的敌军，在运动中速战速决，将其歼灭。可惜敌军汲取了以往的教训，不肯上当，我的美好愿望落空了。于是，我只好率领红34师迅速撤到预定地点，修筑工事、堡垒，准备再度抗击北线之敌。
其实，这时建宁已处于国民党军东、北两路大军的夹击之中。彭军团长指挥红三、红七军团红军主力及部分地方独立师、团与国民党东路进剿军已血战半个多月了，弹粮已极度困难，部队得不到休整补充，指战员极端疲乏，在国民党东路军的强大压力下，只得步步后退，目前已退到建宁附近。形势十分危急，国民党北路进剿军距建宁只有百里之遥了，一旦国民党两路军携起手来，那对我们红军来说是个巨大的灾难。国民党两路军共有近三十个师，三十万精锐部队，粮弹充足，还有飞机、重炮助战。而我们红军三、五、七军团，再加上地方部队也不过五、六万人；武器装备远不如国民党军，且缺弹少粮。若再死守建宁与敌军硬拚，其结果可想而知。彭老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红军的危机，忙向中革军委请示：言明当前红军所处的危机，要求主动放弃建宁，撤向苏区腹地，再利用有利地形进行阻击。然而，中革军委回电：断然否定彭老总的正确意见，坚决不同意放弃建宁；号召红军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建宁，保卫中央苏区的每一寸土地。就是在李德这种错误的军事指挥下，我们红军指战员不得不竭尽全力同敌军死打硬拚；不到一个星期，红军几处防线被国民党军突破，伤亡了好几千红军战士。最后，中革军委不得不下令将红三军团、红34师等部分红军主力撤到苏区腹地，留下红七军团、红五军团两个师及部分地方武装在建宁牵制、阻击敌东路军。幸亏我早有准备，才使得红34师安然撤到广昌以东地区。近一个月的防御作战，我师共歼敌10000余人，自身伤亡近2000人，其中营、团干部伤亡6人，师级干部一人，还损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及作战物资（其中山炮损坏了6门，迫击炮17门，主要被敌机和重炮轰击所致）。
红军各部撤退到预定位置后，接中革军委的命令：在广昌以北和以东地区修筑工事、碉堡，保卫苏区的门户广昌。红34师、红九军团一部及部分地方武装担任广昌以东方向的筑垒工程，红一、红三、红九军团主力在广昌以北甘竹一带抵御国民党北路进剿军重兵集团。
一场旷日持久的阵地防御战打下来，部队的元气大伤，各种工作纷踏而来。我与政委商量召开了师党委扩大会，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和布署，就是尽快做好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把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劲鼓起来，尽快恢复和提高全师的战斗力。部队一边休整补充，一边修筑防御工事。这时，中革军委为红军各部送来了粮食，补充的武器弹药及兵源。补充的武器弹药我全送给了兄弟部队红十三师与十四师，他们比我师更需要。我所亟需的山炮炮弹，苏区兵工厂是生产不出来的；只能靠我们自己在战场上缴获。补充的500名新兵使我喜出望外，我要参谋长将这500名新兵及自愿参加我军的1600余名俘虏兵迅速编入部队，进行磨合。这样，我师兵力不但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略有增加。我还征得军团部同意，增加一个团的编制，便将补充团编为红34师103团。经过十来天的休整，部队基本上恢复了状态，便全力投入筑垒工程。
三月二号，我突然接到中革军委的急电：要我率红34师驰援筠门岭，限七天赶到，听从粤赣军区指挥。军情紧急，我向军团董军团长和李政委等领导告别后，火速赶回师部与政委略作沟通，便下达命令：我和王参谋长率师特侦营与100、102团作第一梯队，立即出发；政委与其它师领导率师直部队及101、103团为第二梯队,将防御工事移交兄弟部队后，于明日清晨出发。从我师驻地到筠门岭有500余里，王参谋长带特侦营打头阵，我率100、102团随后跟进。每人携带七天干粮，一边走一边作思想动员工作；指战员们斗志高昂，不时拉拉歌，一路向南疾进。途经瑞金附近时，部队特地休息了一晚。我带着警卫员小李匆忙去探望我最敬爱的主席。当我跨进云石山山顶上这座孤独的破旧的寺庙时，一股心酸涌上我的心头；我强忍住涌上眼眶的泪水，高喊道：“主席！主席！”
“是树相吗？你怎么回来了。”熟悉而又亲切的湘音响在耳旁，甜在心里。
“主席，是我。我奉命驰援筠门岭,途经此地，特来看看主席。”望着那熟悉高大且消瘦的身影，万千感慨涌上心头。我忙上前几步，紧紧握住主席这双温厚的大手。
“来！屋里坐。子珍，你看谁来了。”主席亲切地看着我微笑着说道。
“哎！是树相呵，快坐。我给你沏茶”贺大姐满脸笑容。
“贺大姐，你好！快别忙乎，我向主席汇报一下，立刻就走。”
主席将我拉至书房，贺大姐送来两杯热茶，便照看小孩去了。我定下心来，将自己一年多来的工作及红34师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主席听了非常高兴，夸奖道：“树相呵，这一年多进步不小啊！”我急忙谦虚道：“是主席的教导有方。”
“不错嘛！还学会了溜须拍马。一个人的进步，是内在因素在起主导作用，外部条件是起不了决定作用的。”主席笑着批评道。
随后，我向主席请教如何应对陈济棠南路军的进攻。主席意味深长地说道：“打谈结合，以打促谈，以和为主，和为贵嘛！”
“谢谢主席！我明白了。”我再一次为主席的高瞻远瞩，洞察先机，透过事物的表象，把握事物的本质的能力所深深折服。我将带来的礼物（指缴获的战利品，银元是不能送的，我知道主席一生最讨厌钱）送给了主席，便告别了主席与贺大姐，愉快地返回。
一路上，我细细咀嚼着主席那几句言简意赅的话，思量着应对的办法。后世的记忆呈现在我的脑海里：陈济棠，南中国最著名的军阀，号称“南天王”，是广东粤军的首领。此人一生身经百战，见多识广，老谋深算；曾一度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喜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试图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一九三四年，陈济棠在广东办起了军事学院，组建了海、空军，改革民政机构，建立起一整套政府公务员考核任用制度，发展工业和农业，兴办教育，整理财政，整顿治安，将一个广东省治理得风生水起，大有兴旺发达之势。当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笫五次“围剿”时，陈济棠被任命为赣粤闽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兼赣闽湘鄂南路军总司令。被授此重任的陈济棠却忧心重重。陈济棠知道中央红军战斗力强，不好惹；自己一出兵就损失了两个营，令人心疼。他深知在这时局动荡不安的年月，保存实力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挖空心思想出一个对付蒋介石的高招一一那就是阳奉阴违，拖延迟缓。另外，他对蒋介石的“一石二鸟”之计也是非常清楚的，中央军要进入广东只能从北面来。因而，蒋介石每一次“围剿”中央苏区，都是采取大军自北向南齐头并进的战术，不就是想把中央红军赶入广东，让中央红军与我们粤军拚过你死我活吗？然后，他蒋介石就可以名正言顺，顺水推舟地率中央军进入广东“剿匪”。既可以剿灭心头大患，又能顺手夺取广东，何乐而不为呢？“唇亡齿寒”这个道理，陈济棠是深知其中三味的。他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为保住自己苦心经营了八年的广东，那就是中央红军不能垮，永远替他在北面挡住蒋介石的进攻。为此，陈济棠颇费苦心地要与中央红军取得联系，以便达成个正式协定，只要红军承诺不侵占自己的地盘，那么自己就与红军一直和平共处；并可在物资上提供帮助。红军不是缺少武器弹药、盐巴药品等物资吗？武器弹药就叫手下秘密去卖；其它物资则鼓动商人去做生意，相互通商，给红军暗中支持，让红军去和阴险毒辣的老蒋打个十年八载吧，自已还可以赚得满钵归。事实上，现世的陈济棠就这么想也打算这么做的。我理清了思绪之后，一个初步的设想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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